一群绝症病患与一名,一个国家的美好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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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普京娱乐,写在前面:关于罪与非罪的判别

一群濒临死亡的白血病患者,自发地沿途护送一名“卖假药”的”走私犯”,这一幕极具讽刺意味,可谓是整部剧的高潮。

写在最后:

这一幕,让我想起了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印度的甘地,美国的黑人人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他们都曾遭受牢狱之苦,但依然深受爱戴,万人景仰……男主跟这些伟人们一样,是为了千万人民去违法,为了人民的利益去坐牢,太伟大了、太值得了,人活成这样,夫复何求?这一刻,我也忍俊不禁,感动地流下了眼泪。

对于程勇被判刑我们难以接受的原因在于他虽然违法犯罪但是拯救了众多买不起高价进口药的白血病患者的命,这是生命的价值,但是另一方面,国家的药品管理秩序同样重要,它关系到每一个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的安全,决不可轻易打破,一个药品流通秩序混乱国家的国民的生命更加无法得到保障,这是秩序的价值。就像公安局长对办案刑警曹斌说的“法不容情”一样,法与情之间我们又该怎样判断与取舍?

其一,是法庭上对男主的判决。可见,法律确实是有漏洞的,法律永远都是有滞后的,法律不可能做到及时的绝对公平。其实,让更大多数病人活着,无疑是更大的公平,但是,为了一纸法律条文,执法机构还是要抓男主,还是要断了更大多数病人的活路……此时的法律是如此得无情,如此地冷血残酷,法律通过给男主角判刑,成功地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但是法律也成了刽子手,牺牲了更大多数人的利益。试问,这是真正的人民法律吗?所幸,法律也有调整的空间,最后男主角提前释放了,只关押了三年。

由于真实案件改变,影片保持了对真实案件主线的遵循,就故事本身来讲,没有什么可说,可说的就是对于影片事故的表达,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叙事方式和演员的演技。影片前半段采取幽默诙谐的叙事方式,讲述了程勇受到吕受益的委托去印度购买低价的慢粒性白血病特效药“印度格列宁”,运回国内在吕受益、刘思慧、刘牧师、黄毛等人的帮助下销售给负担不起高价药“瑞士格列宁”的患者们,从而既拯救了包括吕受益在内的国内白血病患者的性命也让程勇赚的体满钵满,其中还有不小搞笑片段,甚至让人有种喜剧片的错觉。不过进入影片中段,特别是张长林的出现让影片渐渐进入了沉重与悲伤的境遇,从张长林带有威胁、警示与诱惑的话语要求程勇交出印度格列宁代理权之时起,人性的中最基本的本能—生存的本能开始从一个白血病患者之外的另一个人身上体现出来,程勇其实没有错,销售假药会坐牢,但他不是白血病患者没有必须卖印度格列宁的理由,他还有儿子抚养,他本人也要生活,如果他被抓坐牢,他的人生谁来保障。所以为了规避风险亦能获得收益,程勇将代理权给了张长林,并向吕受益、刘思慧等人坦言了一切,并告别了他拯救的白血病患者们。影片也正是在程勇、吕受益、刘思慧、刘牧师、黄毛五人在一起吃饭,程勇宣布不再卖药的这一幕迎来了第一个高潮和第一个转折。我们应该理解程勇的选择,从理性的角度看,程勇不是圣人,他没有义务盲着坐牢的风险帮助白血病患者们延续生命,帮助白血病患者们是他情谊并非理所当然,不帮则是应当。我们也应当理解吕受益、刘思慧、刘牧师、黄毛等人认为程勇背叛了他们的反应,因为程勇为他们带来了希望,他是他们唯一的救命稻草,这世上恐惧或许比乐观、勇气、信心、理想都要强大,但唯一比恐惧强大的是希望,程勇的离去似乎带走了他们唯一的希望,所以他们既感激程勇又怨恨程勇却也期待程勇。进入电影后段,由于张长林为谋取更大利益而增加印度格列宁的售价,被人举报后逃逸,进而切断了所有患者的药物来源,以至于吕受益因没有药物维持而进入急变期。所以吕受益的妻子再次找到程勇,苦苦哀求程勇再帮助他们向印度公司买药。在医院里,程勇终于被吕受益清创时的惨叫声惊醒了,他决定再次为这些白血病患者买药,然而因为瑞士格列宁公司起诉印度药物公司,要求印度政府禁止销售印度格列宁药物,导致只能从零售店以高价回购药物再销往国内,这次程勇为拯救病人性命,不但没有赚取差价,反而自己补贴要钱,为白血病患者买药,最终被抓获。在法庭上程勇没有任何辩解,坦诚接受了所有判决,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构成犯罪,他也知道自己虽然犯罪但却拯救了无数生命,在押解至监狱的路上,被他拯救的白血病患者都在路边送行,宛如在送别一位即将押赴刑场的壮士,这是病人对他唯一能做的感恩,这也是最能让我们情绪万千的时刻,究竟是什么造就了这样的结局。

男主的经历告诉我,人要不忘初心,坚守原则,在不同时期可以灵活调整应对,但要懂得踩刹车,如果做错事了也不怕,勇敢承担纠正为时不晚。

整部影片用真实案件作为素材,反映对于白血病等疑难疾病药物昂贵致一般人根本无法负担从而采取非法渠道获取药物延迟生命的社会热点也是社会痛点问题,通过描写主角从想通过销售药品赚钱到帮助白血病患者救命的心理和行为的转变,白血病患者对生存的渴望,国权权力部门对销售假药的执法等等,展现了人的人性的复杂、善恶的斗争、求生的欲望、法与情的关系以及对国家关于进口药品定价等民生问题的质疑和反思。是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能够引起人们情绪波动与情感共鸣的电影,它能唤起人们的深度思考,正如欧洲和韩国电影一样敢于揭露现实问题。

其二,当男主被定刑后,坐着警车奔向囚徒之路时,沿路有无数的白血病患者前来护送他,他们纷纷摘下口罩(摘下口罩是白血病人能致以的最高敬意,因为他们怕有菌环境的感染),眼神里充满了感恩、致谢,他们一同目送穿着“囚服”刚被定罪的英雄、救命恩人,温情款款,静悄悄的没有一句话,却胜过千言万语……男主也被感动地掉眼泪了,执法者身份的警察也无不动容。

影片中除了主角程勇还有几个角色让我记忆犹新。第一是王传君饰演的吕受益,说实话如果不是看到演员表,一时真的没有看出吕受益竟然是爱情公寓中关谷神奇扮演者王传君饰演的,他完全褪去一名偶像剧演员的气质,将身患白血病的吕受益的羸弱、无助,为求生存低三下四寻求帮助的状态演绎的恰当好处,同时,将吕受益为了孩子重燃生活的希望和坚定的求生欲望也演绎的入木三分,正是这个吕受益的角色拉动了整部电影的进程。不敢相信王传君在出演这部电影之前还只是一个青春偶像剧演员,而这次的饰演让他的演技走向了更高更有深度的层次,的确令人刮目相看。如果要问这部电影最令人惊喜的是谁,我肯定会认为是王传君对于吕受益这个角色的表演和刻画。

这一次的勇敢,男主是为了赎罪、为了忏悔、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为此,他甚至安排好了让儿子离开他……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男主最后的所作所为,实为大善。男主的转变,我觉得离不开其莫大的勇气,敢于担责和最重要的善良初心。

第二是谭卓饰演的刘思慧,刘思慧本身没有得病,但是她女儿患了慢粒性白血病,为了给女儿凑得药费,不惜去夜场跳脱衣舞挣钱,去帮助程勇卖药,在程勇成功打通印度格列宁在国内的销售渠道,拯救了包括她女儿在内无数白血病患者的性命时,竟愿意献出身体去报答程勇,因为她知道面对这个拯救女儿性命的男人除了将她的身体献上外,她已无其他可报答他的东西。一个女人可以牺牲尊严、名誉、精力、肉体甚至是性,只因她不只是一个女人更是一位母亲,为了女儿生命的延续,即便献出生命她都愿意。我们不能直接从刘思慧身上看到可怜与无助,甚至电影只给了她女儿几秒的镜头,但从她为女儿所做的一切中,我们却能深刻的感受到一位母亲的伤心、可怜、无奈、无助以及为救女儿奋不顾生的决心。

谈谈两组让我印象深刻的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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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说一句,进去蹲过的,并非都是坏人,也许是更大的圣人。

第三是周一围饰演的曹斌,曹斌是一位刑警,他所管辖的城市里出现销售假药的情况,他当然要调查,这是他身为警察的职责。起初他认真调查,不漏掉一个线索和证据,经过调查他发现所谓印度格列宁和瑞士格列宁有着同样的药效,而且价格便宜数倍,只是印度格列宁是仿制药,未经我国卫生部门批准在销售的药均已假药论处,他没有不分情况就判定别人的罪行,而是根据事实理性的分析。直到他抓了一群白血病人,其中一位老太太向他述说因为支付不起瑞士格列宁药价为了活命被迫购买印度格列宁,如果警方打击这种药就是断了患者的活路以及在抓捕程勇过程中发生交通意外致黄毛死亡之后,他的良心的底线被彻底突破了,所以他向局长请示不再负责侦办这个案件。可能有人会骂他软弱、怕担责任、妇人之仁等等,我想说的是每个人都有良心的底线,一旦自己的底线比突破的时候,我们选择放弃和退让并不是懦弱的表现,恰好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表现,曹斌面对的一边是法无情一边是生命的有情的艰难抉择时,他明白他同情病人甚至同情程勇,因为程勇给了别人生的希望,如果案件再由他查下去,担心案件的调查会因为其他他的情绪有失偏颇,所以他选择退出,但并不代表懦弱,也不代表法律会缺席,因为秩序总会有人维护,程勇最终还是被抓获,只是抓获他的人不是曹斌而已。曹斌是个善良的人,是个好警察,是个忠于职守、公正严明、秉公执法,同时未完全被“法的刚硬”所俘获,保留了一丝温情的警察。有情的人类创造了无情的法,我想能在法与情之间找到平衡点,能够理性的、正确的认识自己,能在应当的时候勇敢作出自己的选择的人才是令人敬佩的人。

男主的这种抉择,做了他自己真正想做的事,这种价值观的抉择,是我所推崇的,如果有幸让我处在男主的位置,替男主做选择,我也能这么干吗?我想,答案是肯定的。

之所以要在影评之前先写一段话的原因是因为很多人将电影的故事和真实案件作比较,对于电影里的程勇被判刑而真实案件中的陆勇则没有被起诉存在不解。如果看过江苏省沅江市人民检察院对于陆勇的不起诉决定书,就可以清楚的发现电影情节和真实案件是存在一定差异的,第一程勇不是病人,而陆勇本身就是病人,他和众多慢粒性白血病患者一样,需要低价的印度格列宁延缓生命;第二陆勇在向印度公司购买药物在分配给其他患者期间,至始至终都以购买药物为目的,从没有从中赚取差价也没有收取印度公司任何代理费,完全是以购买服用为目的,但电影里的程勇在第一次向印度公司买药后分配给国内其他患者时赚取了药品的差价,而且他本身就是以销售和盈利为目的向印度公司买药再卖给国内的患者,事实上也的确赚到了钱,虽然他第二次为了帮助国内患者自己补贴要钱低价销售给国内患者的行为是否为销售行为有待商榷,但是程勇的第一次卖药行为被定性为销售药品行为并无异议。根据我国《药品管理法》依照该法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进口,或者依照该法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药品,以假药论处的规定,程勇第一次的行为以盈利为目的从印度购买未经我国卫生部门给予批准的药品后,在国内给予销售赚取差价的行为的确构成销售假药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之规定,生产、销售假药的金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141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根据我国《刑法》第141条之规定,生产、销售假药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本条所称假药,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属于假药和按假药处理的药品、非药品。电影中张长林曾对程勇说像程勇这样卖药一年就赚100万左右,但是迟早要被抓,张长林承诺给程勇两年的利润,要求程勇把代理权给他,之后程勇就把代理权给了张长林,加之购买印度药的人数之多,可见程勇第一次卖药的销售金额应超过了二十万。所以影片最后针对程勇第一次卖药的行为及情节,认定程勇构成销售假药罪,在酌定从轻判决的情况下,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是合法合理的。

男主为了救父亲,有勇气铤而走险,单枪匹马去印度拿到药品的中国总代理资格。再到避免利令智昏、高峰时期悬崖勒马,解散团队、停止销售药品,其实他既是为了个人利益,也是为了保护大家。最后,当药品彻底断了来源时,他再次挺身出,飞回印度买药,而且是不赚钱、甚至最后倒贴钱卖药。

回到影片里来:

另一个让我感触深的,是男主的“勇气之变”——为此,我觉得男主叫“勇哥”再合适不过了。

身陷疾病的患者或者为了拯救身陷疾病的患者的人为了救命想尽一切办法无可厚非,佛洛依德曾说过人最根本的本能是生存的本能,马斯洛也曾说过人最基本的需求是生存的需求,如果丧失了生存就失去了一切,但作为人的我们决不可以此为借口肆意违反法律,我们的世界需要有情,但是决不可任意滥用情字为自己的错误寻求借口,有情的人类创造了无情的法,即是我们不可动摇的行为准则;另一方面,作为一国的政府不能完全将生与死、情与法的抉择全部抛给个体去承担,政府应当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不断完善医疗药品监管体系,不断提升药品的研制技术,建立合理的疑难病症药品定价制度以至于让每个患者都能负担的起疑难病症药品。一个国家需要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共同努力相辅相成,才能让这个国家的国民生活的更加幸福,才能使这个国家昂扬向上不断前行。

让我感触深的,一个是健康的身体相当重要,病不起,那就要好好珍惜现在的健康身体,对身体好点,别折腾身体,用持续稳定的健身、运动去锻炼身体。

纵观整个影片,我们也许都会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我国治疗白血病的进口药价格如此高,从国外购买便宜的药再销售给国内的患者,为患者延续生命,这又有什么错,为什么就变成犯罪了?第一,药价高是因为每一个药品从研究到可以为病人服用治病需要经历十分艰辛且漫长的时间,其中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同时每一种药都是一次发明,都有知识产权。医药公司投入成本研制新药推向市场,肯定会想会赚钱收回成本,至于价格要多少则是有一套很复杂的体系来确定的,这里不再敖述。对此很多人可能会说,医药公司就是黑心资本家赚取人民的利益,可是事情分两面,如果医药公司研制出的药品都不赚钱,医药公司最终会倒闭,一旦医药公司都倒闭了谁又来研制新药,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难道不是更大的危害吗?第二,像影片中程勇销售未经批准的仿制药虽然是违法犯罪行为,但拯救了众多患者的命,为什么不能网开一面赦免无罪。那是因为法律作为社会规范必须具有确定性和预测性,一旦法律规定了的犯罪行为就不可违反,一旦有人违反就要坚定不移的执行法律的制裁。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准确的判别自己的行为是否合法,人们的生活才能更自由更幸福;另一方面,虽然程勇销售的印度药本身不是假药,但是因为未经国家批准而销售,就得以销售假药论处的原因是为了维护国内药品流通秩序,想象一下,如果国家准许只要是能救命的药无论有没有经批准都可在国内流通,届时国内将会充斥各类经批准或未经批准的药,患者本身却根本无法辨别哪一种药有效哪一种药无效,真正的假药将肆无忌惮的来到患者身边,到那个时候造成的危害将无法估量,所以国家对于药品的监管是必要的,也是决不可有任何松懈的。电影里程勇的行为虽然救了很多患者的性命,但终究违反了药品流通的秩序规定,短期看很有意义甚至有些伟大,在情字这边我们同情他、尊敬他、感恩他都无可厚非,但站在国家治理的层面和长远来看并非可取之计,实属迫于患者无法负担高价进口药的无奈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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